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法理型统治的选择、民主和法治的意识形态和现实需求、行政的民主合法性压力以及官僚科层制结构等诸多动力之下，行政自我规制一直是推进行政法治的另一重要力量。

布鲁斯•阿克曼：超越卡罗琳你产品公司案，载《哈佛法律评论》第98期，1985年，第713-746页。它命令大学的董事会应当在经过告知和听证之后，确定这种组织的名单，并且把作为这类组织的成员身份作为不适于在公共教育机构任职的初步证据。

州法的这种程序对于学术自由产生了巨大的损害。在这个领域，宪法保护、立法保护是与社会自我维护的界限必将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它的主要措施是组织对解聘教授事件的调查，撰写调查报告并予以公布，从而参与形成公共舆论，迫使大学在一定程度认可并接受学术自由的价值。州法规定共产党身份既构成不适合担任公职的初步证据，违宪地剥夺了结社自由，因为其不允许提供自己并非积极党员或缺乏促进非法目标的意图之抗辩。所以，当案件最终进入最高法院的那一刻，就开启了美国宪法中学术自由权利的历史。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就给出了一个多数被少数人控制，多数被少数人代表的实例。沃伦、布莱克、道格拉斯和布伦南法官认为州立法机关缺乏权力要求证人告知总检察长想获知的任何信息的权力。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论中国积弱由於防弊》）。

例如，有人反对民主、平等，认为民主以平等为终极价值，而平等导致平庸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公道。这实与有切身利益的士绅力量的强大有关。这或许反映了中国历史上新一轮知识分子边缘化过程已经结束。徐显明：人权观念在中国的百年历程，《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

绅权取代或部分取代皇权继续甚至加重对下层劳动民众权利的压迫，乃至成为专制皇权消失后首当其冲的社会问题，恐怕是他没有预想到的。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

从武昌起义后陆续宣布独立的各省咨议局推选该省都督的作用和政府组成，可以看到士绅的强大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旦社会的经济进步，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到日程上来，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获得更大的规模。同盟会成立即以留学生为主体。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

在国民政府治下，由鲁迅、郁达夫、田汉等著作界、新闻界、教育界、律师界同仁于1930年2月发起成立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同盟《宣言》高举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们团结起来共同奋斗的旗帜，庄严宣告自由是人类的第二生命，不自由，毋宁死，指控当局查禁书报，思想不能自由。西学的引进和传播者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实际标识着人权基本内涵的观念，推动在君主制度框架下的维新变革。（《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随感录）启蒙在中国一开始就与救亡紧密相关。人权在三个阶段的不同形态分别有其相应的实践，跟中国现代化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息息相关，且对今天的人权理论与实践仍然有深刻影响。

关于人权观念在中国的百年历程，有研究者以1949年为界将其分为两个阶段，认为维新派对人权的继受和播扬还只是中国社会形成人权观念最基础的铺垫。史载曾国藩选将必用士人。

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一国家之权利思想。因此，戊戌年的变法，甫发动便注定了后来的溃败。

……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必先使吾国民在我国所享之权利与他国民在彼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内忧外患之下，有声望无实权的清流，原本思想守旧，对自强新政多有批评，后来竟也纷纷被卷入要求维新变革的大潮法官的意识形态影响着判决的结果，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处理疑难案件时，政党的影响明显。法官和法官候选人不得在政治组织中担任领导人和任何职务，不得为政治选举进行游说，不得为政治组织和人员募捐、出资或捐款，不得就有争议的法律或政治争端发表自己的看法。在任命制的地方，总统或州长提名自己党派的成员，决定了政党在法院中的元素。在州法官选举方面，密苏里计划遏制了政党在法官推举中的影响力。

他们要求得到一个禁止令，要求州最高法院法官选拔采用直接的选举方式。1821年，纽约州宪法规定，法官采用任命制：经参议会同意后，州长任命。

1920年，共和党州长候选人批评直选制度为煽动者和有钱人提供了欺骗的机会。剥夺人民和平集会以及向政府伸冤请愿的权利的法律。

党代表的申请人向选举委员会提交由500名注册党员或注册成员人数5%的党员签名的请愿书。沃伦大法官主政联邦最高法院期间，掀起联邦最高法院的公民权运动，让提名他的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大为光火，称任命沃伦是他最愚蠢的错误。

美国州系统法官选举中的政党推手美国法官分联邦和州两个系统，州法官的产生方式，由各州宪法规定。征集签名须在申请期限前37天内完成，也就是代表直接选举的前2个月。她称，选举之后不久，党魁们就开始要求她支付赞助金。通常情况下，总统会提名本政党的党员。

政党通过两种方式影响法官的行为，其一，政党的法官提名。这样，以政治学家的观点来看，联邦最高法院就是一个政治的战场，宪法案件都是政治性的案件。

依照纽约州选举法，选举年的9月，政党举行党代表直选。法官的提名背景与他的司法行为是否有关系？名义上的说法是否定的，因为法官中立、不受党派的影响是法官应有的素质。

地区法院和第二巡回法院支持了原告。法官上岗试用1年后，再由公民在下一次选举时按照工作成绩重新投票选举，决定其去留。

政党与宪法第一修正案看一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件。结社权以不侵犯公民和团体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为限，法律不干涉政党的内部事务。《美国法官行为规范》准则7规定了法官不得从事与其司法职务不相宜的政治活动。卡特执政时，被提名的大都是民主党人。

政党是现代政治特有的现象，法官活动则是公共权力的应用。原告称，纽约选举法中关于政党司法协商会提名法官候选人的规定，增加了未受到党派支持候选者的负担，这样的规定就剥夺了选民和候选人参加投票的权利。

通常，在涉及到民权的案件中，法官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尤为明显，而在隐私权和司法权的案件中，意识形态的冲突则较小。州法官大选于11月进行，政党司法协商会提名的候选人自动成为大选投票的候选人。

另外，联邦最高法院的办案日程也使案件的判定有了意识形态的交锋。不过，遏制法官的政治倾向、保证司法的公正，是美国法院文化的一贯追求。